论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

作为一种极端的解构力量，恐怖主义对于国际秩序的威胁和损害不仅在于通过制造恶性事件以破坏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更在于借助销蚀主流价值而削弱国际秩序的观念基础。因此，国际社会有必要将评估和应对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纳入反恐治理的基本范畴。其中，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力量进行社会解构的行为策略，可以分为以动摇当代领土政治、颠覆主流生命伦理和创设替代政治秩序为主要构成的重释再造，以动员恐怖袭击、滋长恐怖气氛和催生仇恨敌对为主要构成的“木马”植入，以“黑色经济”“黑色宣传”和“黑色技术”为主要构成的反向利用。目前，国际社会的反恐路径注重结合预防恐怖主义的内向防御逻辑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外向进攻逻辑。沿着这一思路，国际社会可以综合采取加强反恐实践中的逆向战略、修正反恐叙事中的敌意话语和联通反恐治理中的不同系统等多种举措以应对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     

阿根廷的社会安全治理

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体制之后,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的不稳定、贫困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的减少、失业、缺乏社会保障等。现阶段阿根廷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是社会治安的恶化和各种形式、不同原因导致的社会冲突。当前,阿根廷的社会治安恶化已不是一个仅仅关乎个人安危和个体安全的问题,它已经对整个社会环境和秩序以及国家形象产生了破坏,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恐慌。在各种社会冲突中,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过程中的物质利益冲突,不仅有可能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且常给人以不安定、动荡,公共秩序混乱的主观感觉对社会安全威胁最大。虽然阿根廷政府在维护社会安全方面进行了种种努力,但社会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其主观原因在于政府对安全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控制"或"管制"模式,而且对社会冲突造成的安全问题重视不够。从客观来讲,缺乏以合作性为基础的多元参与、民主体制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政府危机处理能力和冲突控制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了安全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安全能力的建设。     

“一带一路”对中国外交新理念的实践意义

为有效化解美国旨在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哲学层面,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和谐、和睦与和平"为核心内容的外交新理念;在战略层面,提出实现"亚太梦"与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长远目标;在政策实践层面,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构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可以使多元化、多样化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实现利益共享,扩大共同安全,推进合作安全,促进发展安全,增进可持续安全。     

厚植政治理论网站的文化底蕴 ——以宣讲家网站《文化博览》栏目为例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创新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保证和动力支撑。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把文化建设提高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做好思想文化宣传工作,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是政治理论网站义不容辞的职责。本文以宣讲家网站《文化博览》栏目为例,阐述了新时期加强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以及特色做法,为政治理论网站做好新时代的文化宣传工作提供可供借鉴的工作思路。     

《剑桥拉丁美洲史》全卷中文版后记及补记

后记 由英国著名学者莱斯利·贝瑟尔教授独立编纂的《剑桥拉丁美洲史》,原计划出8卷,后增至9卷,最后决定出11卷(其中第6卷分上、下册).1984 ～1995年该书已陆续出版,除第9卷(1930 ～1990年的巴西以及这一时期拉美地区的国际关系)外,现已出齐. 自1902年11月《剑桥近代史》第1卷问世以来,剑桥系列的世界史著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视为西方史学中的权威著作.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剑桥系列的中国史、日本史、非洲史、伊斯兰史、伊朗史和拉丁美洲史相继出版.《剑桥拉丁美洲史》既是一部编年通史,也是独立成卷的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题史.     

邓小平侨务思想研究述评

邓小平侨务思想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侨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邓小平侨务思想的时代背景与条件,基本内容与构成体系,地位、性质和作用,基本特征和理论实践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对邓小平的侨务思想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希冀能够对新时期的侨务实践和理论探索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上的参考,以及对这一领域理论研究的探讨。     

哥斯达黎加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

哥斯达黎加的贫富分化问题不如大多数拉美国家那么突出,这不仅是哥斯达黎加政治和经济制度独特发展进程的结果,而且与其种族构成和文化传统的历史成因直接相关。20世纪50～70年代,哥斯达黎加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社会公正,使利益的分配趋于公平。但近20年来,哥斯达黎加在经济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所恶化,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通过分析哥斯达黎加两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现社会公正需要稳定而持久的经济增长作保障,但仅靠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政府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主导作用。